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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谱修撰传统

2017-05-16 10:01:48

商代

在商代,我国就已有了以表格形式记录家族世系人物的家谱了。

先秦时《世本》原本虽已缺失,但通过考察那时已有谱学通书。

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《世本·帝系篇》。

秦汉以后,现在可以看到的文本有《帝王诸侯世谱》二十卷、《邓氏官谱》、《扬雄家牒》、颖川太守聊氏所作的《万姓谱》等。出现了《帝王年谱》、《潜夫论·志氏姓》、《风俗通·姓氏篇》等谱学著作。还有一些碑刻“家谱”,如东汉时立的《孙叔敖碑》等。如有关赵宽的碑记,赵宽是西汉名将赵充国之后,历代显贵,碑文完整地记录了赵宽家族数百年的家世。这些碑文已具有家谱的性质。

汉代

汉代家谱的作用与前代大致相同,起“明系世、辨昭穆”的作用,记录比较简单,仅为家族世系,注明生卒、官爵、字号、葬所等。且一般由别人代写,不是自己纂修。为尊者讳起见,行文通常称字不称名,这也是汉代家谱的一大特色。

魏晋南北朝时

门阀制度盛行,“九品中正制”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。当时做官要论出身门第,豪门贵族才能做官。东晋南北朝时,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。朝廷提拔官员,其依据就是家谱。根据家谱记载情况鉴别贵贱,划分等级。所以家谱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,东晋成帝发生“苏峻之乱”,原来的家谱遭到焚毁,后来重修,称为“晋籍”,卷牒浩繁,竟有东西两库(见《南史·王僧孺传》)。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专家。所以从西晋以后,到南北朝时,毕生研究家谱的人才辈出,有的祖孙几代从事此项研究,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。据不完全统计,魏晋南北朝家谱著述,计有总谱23种、家谱62种、皇室谱15种、以州郡标题者13种,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南朝。琅琊王氏这个大家族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。他们家族中的王羲之、王献之对后世的文化影响是可想而知的。

唐代

修谱之风大盛,还出现了官修。唐初至中期,修谱又形成了一次高峰。政府决定修谱规模较大有三次。第一次是皇帝下旨修谱。“贞观”开年不久时,唐太宗命高土廉、韦挺、岑文本、令狐德棻等主持撰修家谱。并组织一批人参与编撰,其中有士族、官吏、学者。广泛搜集天下的家谱,与正史相互对照,辨其真伪。贞观12年(638年)完成《氏族志》130卷(见《旧唐书经籍志》),上奏朝廷。第二次是武则天当政时,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《氏族志》未列武氏做族望为理由,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《氏族志》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为借口,于是奏请改修。显庆四年(659年)下诏,任礼部郎中孔志约、著作郎杨仁卿、太子洗马史玄道、太常丞吕才等主持修谱。大大扩大了士族的范围,凡五品以上官职均可入选。修成之后,谱名定为《姓氏录》,颁行全国。并将贞观《氏族志》收缴焚毁(见《旧唐书李义府传》)。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。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《氏族志》、《姓氏录》颁行已近100年,士族变化很大,于是上表请求改修。中宗命柳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、徐坚、吴耀等八人依据《氏族志》重新修撰,几经波折,至玄宗即位,才撰成《姓族系录》200卷。从此以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家谱了。

唐代家谱的形式没有多大变化。一般的谱,都是用方框、线条、箭头表示世系图表,详细注明每个人的血缘关系、名讳、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,字迹工整,绘图清晰。官修的望族谱,其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,依道、州、郡的次序排列,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,少者三姓(如凉州西平郡),多者四十姓(如雍州京兆郡)。这些情况可在王仲荦的《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》、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》、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》、多贺秋五郞的《中国宗谱的研究》上卷第一章等处找到依据。记载很简略,有提纲的味道。 唐末黄巢起义,彻底摧毁了门阀制度。五代时期,征战不已,权贵者大多靠战功升迁而上,基本上没有固定显赫的家族,贵贱变化、更替很快。人们忙于争权夺利,住居无定所。生活不太平,也无暇修家谱,论门第。所以,唐代后期至五代十国时候,政府谱学也就自然消亡了。

宋代

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,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。北宋时,政府不再开设谱局,每个宗族都可自行修谱,政府不加干涉。为了继承修谱的传统,许多文人学士积极参与修谱活动,如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苏洵等人,这使家谱的质量大大提高,形式也有创新。对谱谍体例的创新以欧阳修和苏洵为代表。

欧阳修十分重视家谱,在主持编篡国史《新唐书》中设置了《宗室世系》、《宰相世系》,用以记录李姓皇族的世系和唐代369名宰相的世系。修定《新唐书》后,又编修自家的谱。他采用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,将本家族的迁徙、婚嫁、官封、名谥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。不久苏洵也编成《苏氏族谱》。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“小宗之法”,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。这是由于五代十国以来,由于社会急剧变化,一般家庭很少能够世代富贵,假如上溯太远,必然会遇到贫贱的祖先,他们觉得这不光彩。因此,一般家族只好采用“小宗之法”。至于皇族,则可追溯数八代、十代甚至百代,也就是采用“大宗之法”来编修家谱。欧、苏体例的创新,重在图表的创新。 

这一时期的家谱中内容包括三部分:第一部分是世系图,想知道谱中某人世系所承、何代、其父何人,一看此图便即了然;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,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,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、父讳、行次、时代、职官、封爵、享年、卒日、谥号、姻配等。这些介绍性的文字,长者50余字,短者仅二三字,实际是人物小传。使人知其本源,而世系表也因此更加完整;第三部分为附录。对研究姓氏的源流、迁徙、分布、文化等都有较大价值。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,其作用转移到尊祖、敬宗、睦族上。

辽、金、元

三代的家谱如今已全部失传,见于目录记载的也非常少。元代已出现了由亲及疏、由远及近、一体共载的现象,不拘泥于欧、苏“小宗谱法”的限制。谱图也突破了五世为图的限制,出现了以大宗谱法做的大谱图。 

明代,明太祖在位时,就曾为自己的家族编修家谱。它是中国家谱体例演变与内容更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。体例的变化与内容丰富是此前谱牒所少有的。明谱新增加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家规家训、祠产族产等宗族制度的相关方面,这也正是明代宗族制度较前有所发展的一个反映。 在体例方面,明谱在因袭欧苏谱例的同时,增加了“志”“图”“考”“录”等项新内容,这是明修宗谱进一步吸收正史和地方志编纂学上成果的重要体现。明代所修宗谱的体例已比较完备,且大体上已定型。

清代

清代纂修的最多,占50%以上。为了抬高和标榜家族高贵,很多家谱采用了“大宗之法”。动辄上溯几十代,上百代,攀附古帝王或名人为始祖。但这种风气使某些家族的家谱失去了真实性。家谱体例在清代得到充分发展。这个时期,除要排列家族世系外,又增加了谱序、传记、著述、祠堂、家规、家训、恩荣录、世系图、世系谱、凡例、家法族规、字辈、谱论、科举、祠堂、祠产、墓图、墓志、五服图、家礼、寿文、贺文、祭文、名绩录、契约、艺文、遗像、赞词、仕宦、传记、行状、志录、年表、余庆录、领谱等20多项,并增加了女子、婚嫁、岳家等人物记述,还对入谱人物也进行了限制性规定,行文重视修辞和文采。为使家谱不至中断,还规定了“30年”一小修“60年”一大修的年限。所有这些,使得明清时代的家谱纂修更系统,更完善,价值更高。这就使家谱成了家族史或社会百科全书。这是修谱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。 

民国

该时期编修莒地家谱也比较普遍。所纂宗谱在体例上基本承袭明清谱,变更甚微,家谱修撰的结构已经定型。政府也对家谱中的行文和格式作出了一些规定。政府对于建家庙、修家谱之类加强家族团结的事情大部采取支持与鼓励的态度,不断见到政府当局鼓励纂修家谱的记载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,在批判各种封建文化的氛围里,家谱无形中受到禁锢。80年代中期开始,编修家谱的风悄然兴起,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,全国各地很多地方修谱成风。但多出自民间文化不高的编篡者之手,质量普遍不高。 今天,欣逢太平盛世,经济繁荣,人民安居乐业,家谱的撰写、续修才日益活跃。这不仅是社会发展,家族繁衍的需要,而且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。每个家族的族人都能朝着家中名人的德行去做,对一个家庭、一个地域,对一个国家来说,是都有益处的。只要本着“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”摈弃封建糟粕,达到团结向上,就会使家谱这一传统文化健康发展。(本文来源于网络,九亲文化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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